实际上，经济学更多是一门规范的学科，其最终着眼点在于对经济社会有所助益的经世致用之学。

良好的信用体系是健康的信贷融资活动的根本保证。另外我发现房地产等不动产是债务融资过程中最重要的抵押品，一旦地产崩盘，这些信贷就会大量违约，进而导致地产的抛售来偿债，如此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最大的矛盾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超级去杠杆化。外汇占款属于外生性货币的范畴，中国未来的货币供应必须转向内生性货币，也就是说要通过资产证券化，债务证券化以及金融机构之间对这些证券的各种交易来大量的创造货币供应。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机制已经严重的无法满足经济对流动性的渴求，这样一个货币投放机制可以说是中国经济通缩压力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我管这些人叫世界末日主义者。良好的信用体系是健康的信贷融资活动的根本保证。

摘要 货币供应是经济的心脏，中国经济的心脏正在坏死，亟需移植，发力于内生性货币的量化宽松就是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我在12年研究了很多中国经济的债务融资和投资数据，发现了几个很严重的问题，使我确信中国正在走向几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去杠杆化，更通俗的说法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企业在海外发展要高瞻远瞩，把自己的国际化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国际化发展目标相结合，硬实力+软实力＝中国全球声誉。

以海尔公司为例，对其国际化发展而言，走出去靠撬动缝隙市场，比如为美国学生设计的台面微型冰箱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先走出去混个脸熟，然后再用主流产品走进去，比如海尔在欧美的定位就是采用主流销售渠道销售主流产品，不走低价策略也避开高价策略。中国同时需要微观层面的三步走策略引导中国企业个体的海外市场开拓。走上去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完美结合，是得到所在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尊重的体现。然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让中国的企业国际化变成国际化企业？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将国家经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走出去更多地代表了硬实力，当企业有了资本、技术和资源，为了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同时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布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对走出去的策略提出新的理论方向，赋予新的理论内涵，引导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尽早迈向创新导向阶段。

享誉全球，是国际化企业追求的目标。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过去的20年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领域越来越广，步伐越来越快。当中国企业的全球品牌越来越多，中国在全球的国家声誉就会越来越高，中国的企业国际化也就会逐步转型升级走向国际化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可持续健康发展。从微观层面来讲，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可以具体指导一个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策略与步骤。

最后是走上去，创立海尔的全球知名品牌。企业把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和所在国的社会文化相融合，产品服务+社会文化＝企业全球品牌。走进去指软实力，是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的成功体现。走出去指硬实力，是资金技术资源的实力体现。

未来的10年到20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将迎来黄金时代。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国际化 国际化企业 。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目前正处于投资导向阶段，要想成为国际化企业，就必须及早思考如何迈向创新导向阶段，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的全球品牌影响力。从宏观层面来讲，它指导中国企业整体的国际化发展方向与步骤

工业升级发展，能带来巨大的就业，这条路径更现实一点。中国已经处于经济结构关键调整期，需不需要调，这一点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关键是看怎么调。国家发改委所长宋立在会上表示。3亿农民工变为城市人口本身就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政府改革首当其冲，要加大简政放权，从过度主导中退出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的专家学者等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动力2 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表示，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关键是看需求，从全球范围看，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升级空间非常大，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动力4 农民工转型为城市人口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认为，十三五是我国产业大转换的时期，转型的方向在哪，不能脱离我国实际。

王小鲁建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从过度参与、推动投资中退出，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鼓励竞争的政策上来，把重点放在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平等竞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为此经过大量研究形成了《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一书。

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持。2015年2月1日下午，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座谈会在京举行。

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动力3 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未来有两种可能：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可能继续疲软走低，中高速或保不住。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还有几亿农民，产业调整不能忽略这个群体，孤立地谈调整。城乡结构的调整，推进城镇化，1.9万个建制镇，建设1000强，就能带动几千万的劳动就业，释放很大的潜力。

而结构性改革，是升级的硬骨头。如果较好地实现了结构调整，中国还有可能上升，而且这种增长不是依靠刺激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等传统方式实现的。

动力5 突破三个路径依赖 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看来，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发挥市场很强的自组织功能。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增速 结构调整 改革 政策 制度 。

城镇化成本极其巨大，在看到红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巨额成本的分担。他表示，关键是主体改革要配套，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加快改造，此外，要善于在全球整合资源。没有这个调整，未来面临的结构问题还会更加严重。迟福林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的基本情况后表示，现代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消费需求逐步超过传统物质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消费需求释放与升级的大趋势，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都以年均两位数增长，预计2015-2020年这6年服务增加值仍会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与会专家学者就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的动力及结构调整方向进行了热烈讨论。刘尚希提醒：如果三个路径依赖不突破，(经济增长)很可能陷入徘徊状态，未来是不确定的。

我们的核心关键就是要推动服务性市场开放，释放发展的潜力。他认为，下一步的方向是将农民工转型为城市人口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纠结于稳增长和去杠杆、调结构，那么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何经济的杠杆率不断增加，而需要推动的结构调整却进展甚微？本文希望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来对做出解释，并提出本轮要有效去杠杆和调结构所需满足的一系列政治条件。央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地位上都有迅速提升，并成为本轮宏观紧缩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